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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灿烂的民族音乐文化。历史悠久、绚丽多彩的民族音乐，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它反映着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有如璀璨夺目的万顷波尤，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传统民族音乐的五大类中，民歌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民歌专题——艺术特征
通过以上两部分的概略介绍，我们认为中国各民族的民歌在整体上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历史悠久，蕴藏丰厚。文献表明，从传说中的黄帝“弹歌”等原始民歌到今天，五千余年间，作为社会大众最熟悉最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民间歌唱从未中断，而且每个时代都留下了优秀的篇章。只是限于历史条件，20世纪以前的民歌文献几乎全部是歌词集。从本世纪开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采录活动，音乐家们记下了数以万计的民歌作品。据1979年以来开展的“中国民歌集成”编撰工作统计，每个省区在普查中记录的曲目，平均约在15000首左右。而实际收入正式出版的曲目，一般在800－1500首之间。这样，三十巨册《中国民歌集成》将会收入30000余件民歌。这可以说是中国民歌蕴藏的一个直接体现。尽管它们是从生活于20世纪的歌手口中采录的，但我们深信它们之中有不少是明清之际或更为久远的年代流传下来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怀疑这部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中所积累的传统底蕴。
第二，体裁丰富，风格多样。中国幅员广大，地理地貌复杂，由此形成了各地各族人民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在这一背景下，为适应上述生产、生活方式而逐渐形成的民歌体裁也就十分丰富。除了以上介绍的号子、田歌、山歌、小调、多声部民歌之外，实际上还有儿歌、摇儿歌、风俗歌、秧歌、灯调、牧歌、船歌、渔歌、叫卖调、宗教祭祀歌、礼仪歌等。总之，凡现实生活中有某种生产或生活方式需要歌唱，那么，广大民众也就会创造出相应的体裁来满足这种需求。同样，由于地理、物侯环境的深刻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就逐步形成了与全民族文化相统一但又有鲜明地方传统的地域文化。民歌作为地域文化的直接产物，不仅受地貌条件的影响，更与不同的语言、方言音调相融合，因此，其民族的、地域的特征和风格几乎与生俱来，异常突出。如以江南小调为代表的“江南水乡风格”，以“信天游”“花儿”为代表的“西北高原风格”，以云、贵、川山歌为代表的“西南高原风格”以及“东北平原风格”“华北平原风格”等。这只是就大的方面而言，如作深入分析，则每个民族的不同聚居区，每一个处于不同生活方式下面的社区，几乎都有自己特定的民歌风格。
第三，手法简洁，语言精炼。民歌是一种口碑艺术。每一首流传至今的曲目，都经过了千人唱、万人传，并在即兴的不自觉的磨研、锤炼中，日益精炼、成熟。但即使如此，它仍然要继续经受歌者们口传的反复推敲。这是一个永远不结束的创作过程。在这样一个永不结束的过程中，歌手们所遵从的最重要的美学原则就是简洁、精炼。即无论词曲，都应以最简单、明畅、质朴的语汇、技法表达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凡是达到这个要求的，就会成为一首优秀之作被保留、传唱；凡是不能达到这个要求的，或被淘汰，或被继续打磨。事实上，所谓简洁、单纯、明畅，也是自然存在的一个法则。民歌是大众创造的艺术，向来以“返朴归真”为宗，以便与自然法则保持一致。在中国民歌音调中，有仅用“商－羽”（Rela）两个音构成的“二音歌”（福建：《新打梭标》），更有用“羽－宫－商”“徵－宫－商”“羽－宫－角”“宫－角－徵”或“羽－宫－商－角”“徵－羽－宫－商”等构成的“三声腔”“四音歌”，它们的音列材料如此简单，但它所表达的感情和塑造的音乐形象，却丰富而又准确。再以曲体结构而论，大多数中国民歌都是由两句或四句组成的乐段结构。但正是运用这种前后重复、呼应、对比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两句体或建立在“起、承、转、合”逻辑关系上的“四句头”，千千万万首山歌、小调不知咏唱了多少人间真情，并一次不同于一次地揭示了这种结构的形式美。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我们一起来欣赏《黄河船夫曲》（谱例10）这首民歌，并直接感受一下中国民歌的简洁精炼之美。
这首“船夫曲”是40年代从晋、陕交界的黄河岸边的一位船工口中记录下来的。歌词分两段，上段设问，下段作答。首句“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气势磅礴，不同凡响。它所拉开的，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的广阔场景。之后，由“弯”（自然）而问“船”，由“船”而问“杆”（工具），由“杆”而问“人”，唱词近于口语，语意不断重复，但正是在这种口语式的唱词及其重复中，蕴含了一种不可变更的逻辑。通过它，又最终体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普通成员对山川江河、对历史的追问。下段作答，词格与上段完全一致。只是把“几十几”换成“九十九”，这个数词有很深的象征意味。这个一问一答，不仅是高度艺术化的，也是高度智慧的。曲调如词一样，首句高亢深沉，先声夺人，尾句与之遥相呼应。中间则是一连四句重复。这又是一个简单，但这个简单中包含着令人肃然起敬让人反复思忖难以平静的崇高的美感。就此而言，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黄河船夫曲》都可以是中国民歌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
上古音乐——辉煌的地下音乐宫殿
197 年 5 月，湖北省随县城郊擂鼓墩曾侯乙大墓揭棺。一套坚毅地挺立了 2400 余年的钟架和上面悬挂的总重量达 5000 余斤的 64 件编钟，以青铜时代凝重森严的风格和钟磬之乐庞大奢华的气魄，赫然托出春秋战国时朗诸侯国宫廷中音乐活动的场面。
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脉络，一位音乐史家认为：“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近世俗乐阶段。产生这种变化的历史背景在于社会生活因经济的、政治的原用而发生的剧烈变革。”曾侯乙墓出土乐器，集大成地反映了钟磬之乐的全部成就，是这一历史阶段留给中国音乐史的最有价值的礼物。
该套编钟钟架共分 3 层，高 3 米，由 6 个青铜佩剑武士，以头和双臂承顶横梁。全套编钟共 64 件（其中钮钟 19 件、甬钟 45 件，另有傅钟 1 件），分列八组，呈一图形排开。另一面则是分列四组的 32 件编磬。最大的甬钟通高 153.4 厘米，重 203 公斤。最值得注目的是，每件甬钟都可在隧部、鼓部敲出相距三度的两个乐音，并在相应的部位镌刻着所发音高的音级名。一钟双音是先秦乐人、工匠的杰出创造。它的奥秘在于钟体的横截面是合瓦形，两端锐角部分利于声音衰减、且在振动中形成两条音响节线走向，敲击一个发音点，一条节线走向共鸣，另一基频便受到抑制，反之亦然。这一声学成果概括了古代制造工艺中几何形状、结构比例、化学成分、热处理技术等多方面的成就，体理了古代音乐家和工匠的卓越才华。
由于一钟双音拓展了音域，致使全套编钟的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 a1--a4) ，比现代钢琴仅少一个八度，其基调也与钢琴的调高（ C 大调）相同。这一公元前 5 世纪乐师们音高标准的选定，反映了人类听觉生理的最适度的界限。在中间的二个人度内， 12 个半音齐备，可以在旋宫转调的情况下演奏七声音阶乐曲。仅此一点就充分证明了当时人们音乐思维的成熟和乐器本身的完善。更值得珍贵的是，全套编钟上刻有 2800 多字的错金铭文，它准确地记载了当时楚、齐、晋、周、申与曾国使用的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对照参见情况，整套术语环环柑扣，精密明晰，成为一部凝铸在钟壁上的闪现着 2000 余年前音乐家智慧的乐理书，也是一部镌刻在钟壁上的沉甸甸的历史。
曾侯乙墓还出土了一批配套的竹木丝弦乐器，计有：
十弦琴（ l 件）、五弦琴（ l 件），二十五弦瑟（ 12 件）、鼓（ 4 件），笏（ 2 件）、排箫（ 2 件）、笙（ 5 件）。人们因此称它为 “ 地下音乐宝库 ” 、 “ 古代音乐文化光辉创造的历史见证 ” ，这是当之无愧的。